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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戏曲是民俗的产物，也是民俗的有机组成部分。地方戏曲与当地民俗文化呈现出相互作用、相互辅助的密切关系。现代化、都市化进程中的黄梅戏不断淡化和消解了早期的乡土性，离民俗和民众越来越远。本期的讲席嘉宾邵敏认为，黄梅戏和其它一些地方戏曲要走出当下的危机，最重要的途径是养戏于俗，还戏于民，着力促成民众的自发参与，重建适于戏曲生存繁兴的民俗文化生态。

养成与发展

民俗文化是戏曲生长的土壤，戏曲又会对民俗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诞生黄梅戏的皖、鄂、赣交界地区属吴头楚尾之地，是南北文化交融、沟通之区，其文化本源可追溯到楚民族始祖祝融时代崇火、拜日、尚赤、尊凤的原始巫文化，同时也部分受到吴文化的影响。”邵敏说，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原始的巫祭仪式是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仪式中以歌舞娱神是先民生活的重要内容。流传至近代，形成了这一区域信仰鬼神、尊崇祖先、万物有灵的民俗，也留存下了诸如莲花落、狮子灯、龙灯、抛球舞、采茶舞、双狮舞、十二月花神等具有地域特色的、多种形式的说唱、歌舞表演艺术。“在这种环境中萌生的黄梅戏，保留着原始的民间审美文化基质：楚地丰富的神话传说为黄梅戏提供了人间天上的浪漫想象，具有自由灵动、随意活泼、即兴率真的自由品格，吴地文化与生俱来的开放胸怀为黄梅戏提供了兼容并蓄、开放创新、博采众长的文化智慧。”邵敏说。

作为农耕时代乡村社会的产物，黄梅戏紧依民众的生产、生活，由乡民所创造、参与和传承，汇聚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在进入城市剧场之前，演出与节日民俗密切相关，如年戏、浴佛戏、庆寿戏、丧葬戏等。演出地点则没有台上台下、前台后台之分，基本上属于广场演出的范畴；演员主体多为农民或手工业者，以熟悉的方言俚语表现家长里短的乡村俗事；表现的主体也是农村的普通村姑农夫、小商小贩或竹匠、木匠等手工业者……“几乎所有传统的经典黄梅戏剧目，采用的都是富于生趣的乡村视野。”邵敏说。

尽管传统黄梅戏剧目的内容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封建主流文化的影响和渗透，但即使是极少数展现英雄豪杰、帝王将相的剧目，也是从具有乡土意义的民间立场出发的表达。这种源于乡土、表现乡村生活、体现民间智慧的戏曲表演活动，流露出普通乡村民众真实自然的生活情态和原始生命力。原生态黄梅戏在其诞生、成长的过程中，在迎合城乡民间审美情趣的同时，奠定了其自身民俗文化的乡土性特征，并成为当地民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邵敏分析认为，在走向城市的传播过程中，黄梅戏有雅化的倾向，但其主导品格仍然是“土气”，它所表现的乡土生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城市民众对乡土社会的怀念，以及改变乡土社会的愿景。

繁荣与失落

传统农耕文明渐行渐远。在现代化、都市化进程中，黄梅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民俗特质是否需要继续坚守？

邵敏认为，黄梅戏发展繁兴的历史实践已经作出了回答。

1952年黄梅戏参加华东汇演后，受到了专家学者和普通百姓的普遍欢迎。这次汇演也是黄梅戏走向全国，跃升为五大剧种之一的起点。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黄梅戏现代化、都市化的过程中，叫好又叫座的作品均是在较好地保持了自身民俗文化特征的基础上，在戏曲艺术品位上有所提升的作品。如传统的黄梅小戏《打猪草》《闹花灯》就是如此。在这两出小戏的改编中，充分保留了剧目原有的淳厚朴实、活泼欢快的乡土气息，同时删节了其中粗俗、庸俗的成分，没有脱离乡村民众和基层市民的审美趣味，成为大受欢迎的典范之作。进一步提高黄梅戏艺术品位的是《天仙配》《牛郎织女》《女驸马》等大本戏的整理改编。在这些作品的改编过程中，改编者在其乡土性旨趣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性的加工改造，在原始、质朴的乡村情趣中增添了几分文人诗情画意的韵致。这几部作品均真切地反映了农耕社会中青年男女的精神寄托和理想追求，迎合了他们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和对幸福美满生活的追求，所以也大受欢迎，成为黄梅戏至今难以逾越的经典之作。

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的新编黄梅戏，由于高级知识分子的介入，选材、主题比传统剧目开掘深厚、广泛，也更加注重人物的内心阐释，语言去方言化、音乐歌剧化、情节歌舞化，特别是身段、程式、化妆、道具多“借鉴”于早熟剧种，舞台空间呈现也由传统转向现代。类似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黄梅戏的题材空间和表现力，同时却呈现出剧场黄梅戏距离观众日常生活情态越来越远的趋势，难以获得真正的情感认同，所以出现了专家学者叫好、民众却不认同的尴尬局面。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进一步雅化的黄梅戏，在城市剧院中艰难维持。但与此相对的是，民间剧团以传统剧目为主要内容的演出，在村镇、城市街头大受欢迎。仅仅2013年，安徽草根社团的总演出量就超过了30万场，这个数字远远高于本省专业剧团的剧场演出场次。2018年1月文化部公布的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成果表明：安徽省现有国有戏曲演出团体仅43个，而民营戏曲演出团体达298个，民间戏曲班社也有70个。可以看出，民间的戏曲演出活动仍然十分兴旺。

究其原因即在于，“土”与“俗”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定位，对黄梅戏的发展活力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不能不思考，如何恢复和构建适宜于黄梅戏传承发展的民俗生态环境，以摆脱黄梅戏日渐衰退的现实困境。”邵敏说。

传承与创新

区域民众的民俗生态环境由民俗、民间传承场和俗民构成。因此，黄梅戏民俗生态环境的有效构建与维护，包括戏曲本身民俗意味的修补即新编黄梅戏作品的接地气、节庆民俗活动的恢复和民俗场景的增加以及传承人的培养三个方面。

其一，新编黄梅戏作品的接地气。皖江流域及其周边地区特有的民俗文化生态是滋养黄梅戏艺术的土壤，这是黄梅戏的“本”。黄梅戏这种戏曲艺术形式的发生，本质上是本地区民众在特定环境下对自身需要和生命意义的特殊表达，也即人类学所谓“地方性知识”的展示。黄梅戏过往的成就，是其展示的“地方性知识”得到了超出地域的共鸣和认同。在黄梅戏新剧的编创中，要着重考虑它赖以发生的区域民俗特征，继承光大开放包容的价值取向和地域文化传统，增强民众的区域性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其二，节庆民俗活动。的恢复和民俗场景的增加。作为民俗的黄梅戏，其本身与节庆、祭祀、信仰等民俗活动存在着深刻联系，无数民俗事项关涉其中。今天虽然不可能完全恢复黄梅戏养成时期的传统民俗环境，但可以有意识地培育、密切黄梅戏与日常民俗生活的联系，甚至养成新的民俗习惯，使黄梅戏的民俗意味得到恢复与加强。除了在城乡恢复节庆民俗之外，在地理建筑空间上，古戏台、古戏楼等亟待保护和修复；在城市建设中，可规划建设黄梅戏相关主题的广场、公园等。使民众潜移默化地受到黄梅戏文化的熏陶。

其三，黄梅戏传承人的培养。对于既是艺术也是民俗的黄梅戏来说，传承接受的主体是人。只有当地群众才是黄梅戏文化传承的最坚实的基础，创造和冷落戏曲的都是他们。当然，培养“群体”传承人，并不是要将区域中的每个人都训练为传承能手，而是培养区域民众的保护意识和责任感，营造良好的保护氛围，尤其是要让少年儿童从小就接触、感知黄梅戏文化，培养他们的亲近感、亲切感。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的部分十分痴迷、热爱戏曲的佼佼者，日后可能就是核心传承人。

“我们缺少的是基于民俗存在的戏曲，当黄梅戏的民俗化存在淡化，不再和人民群众的民俗活动、日常生活相济共生的时候，它的内生活力就会停滞。”邵敏说，因此传承发展黄梅戏的工作重点在于着手培育它赖以生存的民俗生态，养戏于俗、还戏于民，引导群众成为传承黄梅戏的主体，让黄梅戏成为区域生活的一部分，从源头上保护和激发黄梅戏的生态活力。（新安晚报 安徽网大皖客户端记者 陶娜/文 王从启/图）

嘉宾介绍：邵敏，致公党员，文学博士，现任77779193永利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学术带头人后备人选。主要从事地方戏文化传扬的教学和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特别资助项目、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省质量工程重点项目等项目14项。成果曾获全国戏剧文化类二等奖、省社科普及优秀读物类奖以及省级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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